8月19日，在青海西宁举行的第二届国家公园论坛上，大熊猫国家公园等全国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正式发布总体规划。

　　《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2023—2030年)》(以下简称《规划》)中提出一系列目标——到2030年，大熊猫国家公园内，适宜大熊猫栖息的面积不少于大熊猫栖息地面积的80%；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稳定增长；大熊猫栖息地斑块少于10个；森林蓄积量达到2.62亿立方米；监测体系覆盖率达到70%；自然教育受众人数达到1000万人次。

　　《规划》要如何实现这些目标？

　　首先看适宜大熊猫栖息的范围：这是大熊猫国家公园职能的重心

　　大熊猫国家公园总面积21978平方公里，其中大熊猫栖息地面积1.5万平方公里。受到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人为活动影响，并非所有的栖息地都适合大熊猫“居住”。

　　“2021年，大熊猫栖息地范围内，适宜大熊猫栖息的面积占77%，按照《规划》，到2025年，这个数字不少于77%，到2030年不少于80%。”

　　省林草局相关负责人解释，3个百分点落在地图上就是数百平方公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关键是要通过生态修复和保护，提高大熊猫栖息地生态质量。“对此，《规划》以关键工程为抓手，提出继续实施天然林保护修复、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河湖和湿地生态保护修复等重点生态工程，强化对大熊猫国家公园内自然生态系统的全面修复与保护。”

　　再看种群数量和栖息地斑块：打通“割裂”的大熊猫活动范围，关系到大熊猫的“生死存亡”

　　截至2021年，大熊猫国家公园内调查到的大熊猫有1340只，占比超过全国野生大熊猫总数的70%。有参与《规划》编制的专家告诉记者，大熊猫栖息地破碎化是大熊猫种群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部分区域种群仍然面临生存挑战。

　　挑战直接体现在“割裂”的斑块数量上——截至2021年，大熊猫国家公园中大熊猫栖息地被“割裂”为13个斑块。对此，《规划》要求在拖乌山、泥巴山、二郎山、皮条河、土地岭、施家堡、黄土梁等大熊猫栖息地植被脆弱区域开展长期监测。

　　监测的任务，是找出阻隔大熊猫种群联系的限制因素和区域范围，有针对性地构建7条关键生态廊道。在此基础上，通过开展有针对性的生态保护修复，“缝合”原本“割裂”的活动区域，从而促进种群之间的基因交流。

　　大熊猫国家公园内的监测体系建设，直接影响到科学决策

　　四川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大熊猫国家公园内，受制于基层管护基础薄弱、管护站点布局不够合理、管护力量不足等原因，自然资源监管效率不高、系统性本底基础数据欠缺，直接影响到科学保护和成效评估。

　　《规划》从数据基础入手，提出“一套数据，一个中台，一套算法，一朵云，一张网”的建设目标。以此为基础，掌握自然资源动态变化，推动科学保护。

　　“首先要形成一套能够反映生态变化的监测指标体系，然后利用卫星、相机等信息化手段建设监测平台。还要利用监测平台，开发类似巡护管理、动物声纹识别、灾害模拟的应用，服务于科学保护。”上述负责人介绍，为了将技术手段充分运用在日常巡护过程中，《规划》还提出在唐家河区域建设巡护监测员实训基地，常态化开展巡护能力提升培训。

　　广泛开展自然教育，是大熊猫国家公园的重要功能之一

　　《规划》的总体目标中提到，要把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造成“世界自然教育展示样板区”。数据显示，2021年大熊猫国家公园的自然教育受众数量有百万人次，2030年要迈上千万级台阶，压力不小。

　　省林草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规划》在制定过程中，就将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四川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等大熊猫国家公园外科研机构的科研、展示区等纳入了规划范围，为自然教育的专业性提供了保障。

　　“《规划》还划定了‘邛崃山生态保护教育样板区’，要求培养一批自然教育师，打造一批示范性的自然教育基地和自然教育课程，以点带面构建起自然教育网络，促进生态旅游圈建设和国家公园文化传播。”上述负责人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