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宾市酒都艺术研究院创排的川剧《荆钗记》改编自元末明初南戏经典，是川剧传统戏“江湖十八本”之一。2025年8月8日至9日，《荆钗记》作为四川省第三届川剧汇演剧目，在成都市新声剧院连演两场。该剧由谢红、杨俊担任艺术总监，郑德胜导演，何宾设计音乐唱腔，罗艇司鼓，黄江二胡独奏，邓仲江饰王十朋、郭子妍饰钱玉莲。众多艺术家一起在舞台上演绎了温州书生王十朋与钱玉莲历经生死考验最后终成眷属的南宋王朝的一段爱情故事。
观川剧，知天下。荆钗记，情无价。
一、历史上的爱国名臣王十朋
川剧《荆钗记》的主人公是王十朋，据演出台词独白可知是“温州秀才”，后来成了“新科状元”，与周必大同榜，官至江西吉安太守。考之史籍，《宋史·卷三百八十七·列传第一百四十六》有传。
历史上真实的王十朋(1112—1171)，字龟龄，号梅溪，是南宋时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是著名的文学家、爱国名臣。他出生在温州乐清(今浙江乐清)，七岁入私塾，十四岁通晓经史，十九岁作诗“北斗城池增王气，东瓯山水发清辉”震动诗坛。三十三岁时，王十朋在家乡创办梅溪书院授徒，次年入太学。由于当时南宋政治腐败，奸臣秦桧专权，科场肮脏，他屡试不第。直到秦桧死后，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四十六岁的王十朋才以“揽权”中兴为对，被宋高宗亲擢为进士第一，做了状元。
王十朋初入仕途，任秘书省校书郎时就力主抗金，推荐张浚、刘锜等良将，立刻遭到主和派的排挤而离开都城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历知饶州、夔州、湖州、泉州，救灾除弊，深得民心。他后来任侍御史时，上书弹劾宰相史浩“怀奸、误国”等八罪，被世人誉为“真御史”也。乾道七年(1171年)，升太子詹事，旋即以“龙图阁学士”致仕，同年病逝，享年六十。数年后，朝廷追谥曰“忠文”。宋孝宗称赞他是“南宋无双士，东都第一臣！”
据文献记载，王十朋为官清廉，夫人贾氏(不是川剧《荆钗记》中的钱玉莲)是同邑望族贾如讷之女。他们婚后，育有三子二女，长子王闻诗，次子王闻礼，皆为国学生，幼子孟丙七岁夭折。长女嫁给白石的国学进士钱万全，次女嫁贾梓。孙子两个，长孙阿夔，次孙阿闽；孙女两个，叫国娘和晋娘。夫人贾氏，品德高尚，忍贫好施，常以清白相勉，以至于夫人贾氏卒于王十朋的泉州任所，因贫无钱运灵柩回乡，停柩两年后，多方筹措运费才得以归葬故土。
王十朋毕竟是状元出身，勤于著述，一生写有诗文1700余首、奏议46篇、杂文140余篇传世，汇为《梅溪集》五十四卷。南宋理学家朱熹评其诗“浑厚质直，思恻条畅，如其为人”，并将其与诸葛亮、杜甫、颜真卿、韩愈、范仲淹等并称“五君子”，并说：“海内有志之士闻其名，诵其言，观其行，而得其人，无不敛衽心服。”
20世纪90年代，他的故里——浙江温州乐清市淡溪镇梅溪村，王新棋负责牵头建立起三退三进三桥式院落结构的“王十朋纪念馆”。纪念馆大厅系五间重檐式仿古建筑，大厅两侧廊分别为“不负轩”与“不欺室”，主要陈列有王十朋生平事迹、诗词文集及研究著作等。据说，王十朋将书斋命名为“不欺室”，旨在与人不欺，与世不欺，并请张浚书写“不欺室”作为书房的匾额，警勉自己。
王十朋以“状元名臣”之身，兼具文韬武略，其刚直清廉的官风、心系民生的政绩，以及深厚的文学造诣，使其成为南宋士大夫的典范。至今闽浙多地仍存其遗迹，如饶州修有“王公桥”，泉州建有“梅溪祠”，故事广为传颂。
2012年12月，梅溪集重刊委员会编的《王十朋全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发行面世。杭州外国语学校原校长张润秀著《王十朋研究》，2021年11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发行。此二书，目前市场上有售，可作为今日研究王十朋的重要参考资料。
二、川剧艺术魅力的再现
成功上演的川剧《荆钗记》，经过历代戏剧家们的加工、改编、虚构、剪裁等艺术处理，保留了真名王十朋，但对其妻子却取了一个当时南戏和小说等都喜欢用的大众化女名：“钱玉莲”。这个名字观众并不陌生，现在看到的古代很多故事中都喜欢用“玉莲”“金莲”“翠莲”等类似的姑娘名字来给作品女主人公作为代号，如《西游记》中的高老庄女、《水浒传》中的武大妻、元代《清平山堂话本》中的李翠莲。
该川剧中以“荆钗”(树枝做的木钗子)为订婚信物，不是通常所说的用黄金做成的“金钗”。此物具有朴素之美，表明女方看中的是男方的品行、才能，而不是金钱、门第。这支“荆钗”贯穿全剧，夫妻二人以“荆钗”为盟，在权贵压迫、家庭离间中坚守承诺，颠覆了宋元南戏中书生负心的套路(如《琵琶记》的妥协、《王魁》的薄幸)，成为理想婚姻的象征。从聘礼、信物到重逢凭证，凝聚情感线索，增强了戏剧的张力。王十朋的宦海浮沉与钱玉莲的生死劫难平行推进，双线交织的叙事方式，二人最终在玄妙道观中重逢，悲喜交织，跌宕起伏。剧中的王十朋，中状元后当场严词拒绝丞相万俟卨招赘，不惜被贬潮州(“富不易妻”)，面对误传的妻子死讯，他宁无子嗣也不再娶，突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礼教枷锁。钱玉莲拒嫁富豪孙有乾，刁窗而逃，投江殉情(“节烈”)，其选择重情轻财，已体现了元明以来市民阶层对婚姻自主的向往。
川剧《荆钗记》通过舞台上的人物形象，如：继母钱孙氏逼婚的情节，揭露金钱与权势对底层婚姻的侵蚀之巨。女主人公钱玉莲选择荆钗而非金钗，王十朋为妻对抗权倾朝野的宰相大人，又很好地满足了元明之际市民阶层“情义高于门第”的普遍诉求。
在这次的川剧演出中，大量地方特色的改编很成功。如：钱玉莲投江时高亢凄厉的帮腔，放大其绝望与决绝。川剧唱腔或高亢激越，或细腻婉转，辅以演员的表演程式，王十朋中状元时的喜悦、拒婚时的坚定、被贬时的忧愤、闻妻死讯祭妻时的悲恸、夫妻二人重逢时的百感交集等，在不同情境下内心世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也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川剧擅长的诙谐科诨(如继母与媒婆的丑角互动，四川方言频出)，凸显市井人物的贪婪滑稽，深化了批判性，强化了世俗气息。
在锣鼓声中，细听剧中唱词。《荆钗记》中钱玉莲投江前的唱段《劈破玉歌》，用俚语倾诉“逼得我投江”，本色自然的曲词，震撼了观众的心。如：孙有乾盗改了王十朋的家书，其中几句有小丑性质，乃至于舞台上王十朋的岳父钱流形当众给女儿等读这封家书时也是错误百出、疑云顿生，喜剧性的讽刺效果令观众捧腹，从而使此剧形成了雅俗共赏的审美风格。
钱玉莲投江前，留绣鞋示贞(“绣鞋留与你”)，看似符合节烈观，但她的抗争实则是对自我婚姻主权的宣告，而非被动忍受苦难。王十朋“守情弃嗣”，身着白色孝服和江西南路节度使钱载和大人见面，行为怪异，节度使大人通过询问才知原委，顿表钦佩，这其实也是该川剧接受了历代编剧质疑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束缚，体现晚明以来个体意识的萌芽和觉醒。所以，这部川剧《荆钗记》在基本遵守王十朋这个真实人物故事的同时，通过合理的艺术创造，从文化深度上展示了儒家伦理与人性觉醒的碰撞，对传统封建伦理进行了扬弃。
笔者结合前人研究，把这出川剧的《人物关系与价值观冲突》绘成图表，如下：
两个多小时的舞台演出，无处不是冲突，无处没有对剧中人物的考验，剧中主人公王十朋与钱玉莲共同经历了贫富考验、权势考验、生死考验等三重考验，才迎来最后的夫妻团圆。结构精巧，川剧特色突出，确为一部很好的古代文化大戏。
正如宜宾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胡清国对笔者介绍道：“宜宾川剧数十年来所创排的剧(节)目在全国都比较受欢迎，所取得的成绩离不开省市这么多年的大力支持，宜宾市酒都艺术研究院能够大胆起用两位年轻演员(18岁)担纲主角，在成都的演出得到了行内外的一致好评。”该剧二胡独奏家黄江也对笔者赞道：“宜宾这次的领衔主演，男女主角都才十八岁，很优秀的。”
三、爱情的忠贞与责任光照千秋
作为中国古典戏曲的经典剧目，《荆钗记》在川剧舞台上经过历代的艺术加工，其核心人物王十朋所体现的爱情观具有深刻的传统美德内涵和动人的情感力量。这部川剧中王十朋的爱情观，笔者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特征：
(一)忠贞不渝，生死无悔。
无论身处何种境地——贫寒书生、新科状元，还是后来被贬谪，甚至误传死讯——王十朋对钱玉莲的感情始终如一。他始终坚守婚约，从未动过另娶的念头。拒绝丞相万俟卨的逼婚，被贬官潮阳，是他忠贞最突出的表现。这需要极大的胆量、勇气和坚定的信念，他将对妻子的忠诚置于个人仕途之上。当得知妻子可能因误会他另娶而投江后，他痛不欲生。即使认为妻子已去世，他依然坚守着对她的思念和忠诚，不再续弦。这种“生死不渝”的坚守是忠贞的最好体现。
(二)重情轻利，情义无价。
王十朋家境贫寒，以一枚朴素的荆钗作为聘礼与钱玉莲定亲。这枚荆钗本身价值微薄，却承载了他最真挚的情意。他并不因贫寒而自卑，也不羡慕其他的有钱有财的求婚人家。在他看来，情义的价值远胜于金银珠宝。待王十朋高中状元后，面对万俟卨丞相的逼婚、欲招其为婿，王十朋遵守昔日婚约和道义，严辞拒绝。他明确表示自己在家乡已有糟糠之妻，不能做背信弃义、停妻再娶之事。这体现了他对金钱、权势的极度淡泊，对已有婚约和感情的绝对忠诚。
(三)以“义”为核心的责任与担当。
剧中人物王十朋的爱情观，深深植根于儒家伦理中的“信”与“义”。与钱玉莲的婚约，在他心中是一份庄重的承诺和责任。他视信守承诺为做人的根本，爱情也因此带有强烈的道义色彩。他在心中一直牢记钱玉莲在他贫寒时和自己结婚的情义。中状元后，仍不忘本，不因身份地位的改变而失去原来的初心，体现了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高度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总体来说，川剧《荆钗记》中王十朋爱情观的核心是以“义”为基石、以“信”为准则、以“忠贞”为表现形式的深情厚谊。他视情义高于富贵权势，将信守承诺、不负糟糠之妻作为人生信条，用一生的坚守诠释了“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道德情操。他的爱情观充满了传统美德的理想光辉，体现了对婚姻神圣性的敬畏和对伴侣的绝对忠诚与责任担当，是古典戏曲中塑造得非常成功的“情义丈夫”形象，至今仍能引起绝大部分观众的情感共鸣和道德认同。
元末明初，中国戏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四部南戏作品，即《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记》《杀狗记》，这四部作品在明清时期被统称为“荆、刘、拜、杀”，其中《拜月亭》系根据关汉卿同名杂剧改编而成，其余三部作者身份尚待考证。作为南戏发展成熟阶段的优秀代表，这些作品皆被明代著名戏曲家徐渭收录到了《南词叙录》的“宋元旧篇”之中，其题材多聚焦于家庭伦理与世俗生活，对后世戏曲文学影响较大。而作为“四大南戏”之首的《荆钗记》以平民视角重构爱情叙事，推动南戏从道德训诫向人性抒写的转型，为《牡丹亭》等杰作的产生做了很好的先期铺垫。该作品自改编为川剧以来，就受到广大四川戏迷朋友们的喜爱和追捧，剧中对物质婚姻的批判(如“金钗”象征的拜金)、对权贵不屈的抗争，在当今社会仍有警世意义。
笔者在认真观看了2025年(乙巳)四川省第三届川剧汇演中的《荆钗记》之后，对于这部著名的戏剧能够重现成都新声剧院而赋诗云：
宋朝状元傲权贵，一枚荆钗定良缘。
仕途风波何所惧？坚贞勇毅万古传！
不论时代怎么变，人类对爱情的追求和守护永远需要忠贞不渝、风雨同舟、勇敢担当，这是川剧《荆钗记》穿越千年的时代回响，超越时空的文化价值。(作者系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王国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