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熏陶

　　1914年我的父亲出身在安徽省宿县符离集的杨小楼村。这个杨小楼是我祖祖父的藏书楼，因当时所有人居住的都是平房，没有楼房。我的祖祖父是办私塾的先生，酷爱读书，酷爱藏书，为了书不受潮，便建了一个藏书楼，被当地人称为杨小楼，至今这个地址都没变。

　　父亲在4岁的时候就被在他祖父的教导下，诵读写字。6岁就能背诵《四书》《五经》，被族人视为族人的希望。13岁插班到私利初中二年级。16岁考取省立风阳第五高中。1932年考入国立青岛大学，族人均以为荣。

　　1936年，父亲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学校留校任教，当训导主任。假如没有巨大的变化，父亲一直都会在他热爱的教育事业上燃尽蜡烛。

　　战前受训

　　可是，万恶的日本侵略者早已对中华民族虎视眈眈，不断的骚扰我中华民族。1931年，九一八“沈阳事变”发生，日军用武力侵占我东三省。当时的国民政府不具备打大仗的一切准备，蒋介石便在庐山举办训练团，调集全国军政以及中学以上的学生干部进行战备训练。我的父亲于1936年以大学训导主任身份被调参加第二期受训。受训的课程，都是适应战时需要而设置的，如战略战术，战时经济，民众训练，宣传技术，交通运输，防空防毒，日本侵华史，敌情研究，国际政治，总理遗嘱，军事特别法等。

　　1937年7月下旬的一天，蒋介石到庐山主持的毕业典礼。当大家看到蒋介石吃力的走上主席台，因西安事变胳膊受伤还没康复，受训人员的心都很紧张。可蒋介石态度严肃，目光炯炯，先向台下扫视一通。台下学员立即齐刷刷地举手行礼，蒋介石举手还礼说：“此次调集各位将领和党政军学各方面同志来庐山受训，也是请大家到这里共商国事，日本必欲亡我，现在已忍无可忍，必须坚决还击。我将发布全国总动员令，从此，地无分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都是战斗员，都有保家卫国之责，同心同德，一致奋战。”他说到这里声调特别激昂地说“看他倭寇横行到几时！”听众的精神为之一振。他稍停又说：“众所周知，卢沟桥事件的发生，是日寇蓄谋挑起的，是向我大规模进犯的前奏，这就是我说的最后关头，这时候已经到了。我已向日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停止谈判。我们决不后退一步。”会场立即响起“打到日本帝国主义！消灭日本狗强盗！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响彻云霄的口号声。

　　集训团的学员们个个摩拳擦掌热血沸腾，恨不能立即上战场把穷凶恶极的日本鬼子全部消灭干净。这个集训团都是来自军政教的干部，他们一毕业就是级别较高的军官。我的父亲由军委会政治部派任第10军预备师政治部少校科员。

　　预10师的前身，原系浙江地区的接兵机构，1938年下半年，奉命成为正规军，是一支新军。师长蒋超雄(黄埔一期)，副师长方先觉(黄埔三期)，师的三个团长以及各营长，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黄埔军校各期的学员生。上级要求把这支新军尽快训练成一支劲旅部队。我的父亲成了方先觉的助手。

　　1939年3月27日，日军攻陷南昌，蒋介石命令第九战区薛岳组织反攻，限期夺回。薛岳奉命调集大批得力部队，任命罗卓英为反攻总司令……预10师被通知火速开往南昌地区，参加反攻。

　　预10师这支新军在上官云相总司令的指挥下，英勇拼杀，奋力抵抗，激战一周，不仅把日本强盗杀得丢盔卸甲，还阻止了敌援军的反攻。

　　长沙会战

　　1940年，我父亲随方先觉师长参加长沙会战，因第一次失败，军长李玉堂被免职，上级派方先觉部来驰援。当得知日本军组织了强大的军事力量扬言要吃掉长沙时，蒋介石又急电李玉堂军长复职将功补过。李玉堂受到这个加强军的热烈拥护，发誓要雪耻，要与长沙共存亡，要把日本强盗杀得片甲不留。大大鼓舞了士气。

　　我的父亲和张广宽都是方先觉的助手，当夜，我的父亲和张广宽在方先觉师部办公室外间待命，突然方先觉喊张广宽进去，当张广宽出来时，手中拿着一封信对我父亲扬了扬轻声说：“师长叫我立即把这封信送到他妻子手中。”我父亲觉得奇怪，都知道我父亲文化高，平时师长凡是有什么要行文的大都要我父亲写，今天他究竟写的是什么呢？我父亲一直认为他与方先觉亲如兄弟，方先觉的妻子更是把我父亲当成她儿子的导师，要他儿子多跟我父亲请教，甚至有时他们夫妻闹矛盾都请我父亲去调解。我父亲非常自负的把信拆开，一看，顿时泪流满面，原来是方先觉写给他妻子的遗嘱：“蕴华吾妻：我军此次奉命固守长沙，任务重大，长沙的得失，关系抗战全局的成败。我身为军人，守土有责。设若战死，你和五子的生活，政府自有照顾。希望五子皆能大学毕业好好做人，继我遗志，报效党国，我虽死，亦当含笑九泉。希我妻勿悲。民国31年元月，夜。”

　　我的父亲看过后，立即决定送往报社发表，以励士气，并拿起笔写就新闻稿，交马科员连夜过江，送《长沙日报》。次日，该报头版大字标题：“方师长誓死守土，预立遗嘱。”并将全文刊出。

　　“看报了！看报了！方师长的遗嘱，誓死保卫长沙！”报童举起报纸高声呼喊。立即被人群团团围住，长沙市民争相恐后购买报纸，个个看得热血盈眶。英勇的长沙人民随即成了抗战军队的坚强后盾，送水送饭，救护伤员。

　　当前线的官兵们知道了方师长的遗嘱后，更是斗志昂扬，决死拼杀。竟然把敌军组织的100余人的敢死队杀得一个不留。经过一天的战斗下来，敌军伤亡7000余人。

　　我的父亲是这次战斗的督战官，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在我左边的战友中弹倒下了，右边的战友也中弹倒下了。我的左胸中了弹，可我没有感觉。等战争停止过后，才发现军官服的上衣口袋里一枚银元救了命。”这一枚银元是父亲在上战场前，救了一个老百姓的命，是那个老百姓硬放进我父亲口袋的。我们姊妹都记得父亲给我们讲的这个故事。

　　长沙保卫战取得胜利后，方先觉被升任第10军军长。我的父亲升为政治部副主任，记大功一次，传令全国嘉奖。

　　走进军校

　　父亲进入黄埔军校的起因是，去办理军官任职手续时，在张治中接替陈诚任军委会政治部长后，发出指令：“战干团不属于军事学籍。不能任军官。”同时又规定，“非军校毕业，不能任政工主官。”这个规定，在战干团人员中引起一片哗然，他们质问张治中，张被问得面红耳赤。最后申请到蒋委员哪儿，批示投考“军官高等教育班”受训。于是我父亲便开始做走进黄埔军校的准备

　　1943年春节过后，方先觉一想起长沙第二次会战时那些牺牲的官兵，因当时撤退匆忙，未及时处理，以致忠骸散落荒野，内心深感不安，清明节前，派我父亲前往湘北金井。我父亲率工兵和卫生队，无线电台一部，到金井为烈士们料理后事……

　　我父亲从金井回到长沙，正好收到了核准投考黄埔军校的批复。虽然我父亲是经过战前受训，也经历过战场的洗礼，但对黄埔军校入校前的考试还是有些摸不着头脑。正好一位雪中送炭的人来了，他就是参谋处主任(黄埔8期)曾京。他闻我父亲要投考军校，主动将《典、范、令》三大教程，摘要“问答”100条，供我父亲学习……

　　我父亲要走进的黄埔军校在成都，离长沙路途遥远，交通困难，要在成都经过一年的学习培训，不知经费需要多少，心中不踏实，便去找方先觉述说，方立即批条3000元，孙师长送来1000元，三位团长又各送来500元，加上本人工资及差费，一下子就成了“万元户”。父亲经常给我们讲他对人和善，在团体中调解矛盾促进团结，对个人总是出手相助，关键时刻，也总会得到帮助。

　　1943年7月，我父亲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黄埔军校。成都军校的校长由蒋中正兼任，实际教务由教育长万耀煌主持，高教班主任始由教育处长陈素农兼任，后由刘伯龙接任……

　　一年后，这批高级军官在黄埔军校毕业了。何应钦总长代表蒋校长来校主持典礼并训话，传达校长的指示，勉励大家毕业后，“将其所学，应用到战场上去，早日打败日本侵略者，恢复我们的锦绣河山，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尤其要，更充分发挥黄埔精神，恪守亲爱精诚的校训，同心同德，把我们国家建设成文明富强的世界上第一等强国。瞻望未来，我们的对日战争，已经胜利在望，共同努力吧！”

　　血战衡阳

　　军校毕业后，父亲回到第10军。参加了血战衡阳的惨烈战斗……几十年后，父亲在写回忆录时，查有关资料，才看到日本军官写的日记，说是他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计划一天时间占领衡阳，没想到一个月都没占领的时候，他们更是调集了大量军事力量……

　　我的父亲在回忆录中写道：“1944年7月11日晨，敌第二次总攻开始。其第120联队和第2联队在炮兵支持下，猛攻虎形山，飞机轮番轰炸并投掷燃烧弹，很多建筑物被毁成瓦砾。我预10师29团劳耀民营长坚持死守不退，阻敌前进要隘。敌施放毒气，我官兵中毒多人有昏迷，惟仍坚守……”

　　衡阳血战，我父亲仍是方先觉军长手下的督战官，英勇的官兵没有一个后退，在强大的敌军和强大优势武器的威逼下，所有中国军人都以赴死之决心奋力反抗。连方先觉军长都身陷囹圄，因当时的方军长所穿士兵之服，日军没认出方军长，在众多战士的掩护下，方军长逃了出来。

　　衡阳血战这支部队无须胜败，这是拖住敌人前行的铁钳，只要多拖一天就给大部队多一份准备，就给了蒋介石多一分布局的时间，就多了一分胜利的保障。这个铁钳子的任务就是咬住敌人，敌人打烂了他们的头不放手，砍断他们的腿也不放手，就是失去了生命也不放手。

　　以一当十，血战47天啊！独立支撑，使敌人妄想打开湘江长驱直入全中国的狼子野心彻底化为泡沫。

　　“向衡阳守军致敬！”的新闻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社论。鼓舞了全国同胞之抗日精神。

　　蒋介石为方先觉等颁发了“青天白日勋章”，我的父亲也被授予“忠勇勋章”嘉奖。

　　1991年6月北京《纵横》杂志，刊登了我父亲写的《血战衡阳四十七天》，后被收入《国家文库》填补了抗日战争中国军队抵抗日本侵略者英勇卓越的一个篇章。

　　黄埔同学

　　1988年，四川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我的父亲说黄埔精神就是奉献精神，我年轻为国家拼了命，现在我老了，仍要为国家做出贡献，把我所经历的抗战故事写出来，在他90岁高龄之时，他写的回忆录《血沃国土》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

　　在四川省黄埔同学会成立之前，我在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感召下，积极投入到改革开放的激流之中，搞养殖种植业，成为了农村中最早的一批“万元户”。有了一定的经济收入，便把没有生活来源的父母接到我家来住。

　　四川省黄埔同学会成立后，父亲便经常邀请他们黄埔战干团10期的同学来我家聚会，有不少老人生活都很困难，比如洞子口的彭志辉伯伯、金牛乡的王新田伯伯等，因儿女都受了阶级斗争的影响，还未脱贫，自家的老人也没有余钱，我的父亲就请他们到我家来招待他们，他们都一个劲的称赞我聪明能干。我至今都非常感慨，他们这一群老人，从不说自己生活困难，而是争相恐后讲自己所经历的抗日战争，彭伯伯讲他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王伯伯讲他刺死了几个小日本……

　　黄埔战干团10期的女兵黄润浦老人在黄埔同学会无私奉献到生命的终点。黄埔战干团10期的宋斌同样为黄埔同学会无赏工作到突然离世。

　　可敬的黄埔老人们，他们一生都在践行黄埔无私奉献的精神。

　　我的父亲杨正华于2006年3月4日去世，享年93岁。

　　2006年4月我在四川省黄埔同学会组织的“黄埔后代访问团”到了台湾，见到了方先觉的后代，见到了张广宽伯伯，见到了葛先才军长等等，他们都一致讲我父亲是个有文化、有才能，有担当的大善人。

　　我还有幸得到了我父母亲于1948年的结婚照片。当婚礼举行后，各奔了东西，我父母也没见过他们的结婚照，我拿回家后给每个姊妹都翻印了一份作为永久的纪念。(文：杨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