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罗家修，彝族，生于1926年，现年98岁。1949年毕业于黄埔军校22期步兵科。
2024年将迎来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作为在世不多的黄埔人为纪念黄埔建校100周年，在耄耋之年我利用史料以及储存在大脑里的记忆将我自始至终参与的在西昌解放前夕，我父亲率部起义，一举歼灭妄图负于隅顽抗的蒋匪军残部两个师的经过回忆如下，以示纪念。
起义是地下党领导的
我父亲罗大英，彝名罗洪拉支大英，1904年生于喜德县红莫乡红莫乃乌村。他是一位知识丰富，思想敏捷、勇敢善战、颇有势力和威望的罗洪家大头人之一。
罗大英22岁进入国民党军界，历任少校营长、上校团长、少将彝务指挥官等职(起义时是宁属少将彝务指挥官、下属三个彝务团)。
我1949年从黄埔毕业后被派到靖边部任职，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川康彝族青年革命先锋队”成员和罗大英的儿子，自始至终参与动员我父亲罗大英起义的工作，并参加了具体策划和指挥。
罗大英起义是中共西昌地下党为了配合中国人解放军，彻底消灭盘踞西昌的国民党军队，解放以西昌为中心的宁属和凉山而发动的。
1949年11月，西昌地下党县委派县委成员胡崇绅与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川康彝族青年革命先锋队”领导罗正洪、傅正达、刘世昌研究决定由罗正洪负责策动罗大英起义的工作。“川康彝族青年革命先锋队”要我协助罗正洪工作。我接受任务后，积极协助罗正洪立即开展策动父亲罗大英起义的工作，并取得成效，我父亲罗大英决定按党的要求举行起义。
罗大英之所以容易接受党的领导举行起义，是因为正如西昌地下党领导人之一的胡崇绅同志所说：“罗大英起义事件，是解放西昌时地下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胜利。它是全州彝族上层人士中拿起枪来，直接和敌人战斗，并取得重大的胜利的范例。这一胜利的取得，要归功于党的领导和有关同志的努力。但是‘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更主要的还是罗大英先生平时倾向进步，在解放战争时期能够接受革命思想，用党的教导指导自己的实际行动，并有胆有识，敢于牺牲，在关键时刻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拿起武器和敌人展开你死我活的战斗，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这的确难能可贵。”(见《西昌文史》第七辑第24页至25页)
据我所知，我父亲罗大英毅然率部起义，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红军长征路过凉山时对共产党和红军有好感。
罗大英不愿与无冤无仇的红军打仗，在红军还没到西昌境内时，就自行把部队带到红莫家里。后来知道红军路过会理、普格、德昌、冕宁等地时，讲民族平等，没有侵犯一点彝族人的利益，还把国民党关在监狱里的彝族(主要是黑彝)人质释放了。因此，罗大英对红军印象很深，并有好感，这是罗大英容易 接受党的领导和重要思想基础之一。
第二是受龙云的影响。
龙云历任云南省主席、国民党13路军总指挥、陆军副总司令是南诏王皮逻阁后彝族的杰出代表。龙云当时被蒋介石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软禁南京，1949年龙云在中共南京地下党帮助下逃出南京，飞去香港后转飞北京，作为彝族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龙云是罗大英所知道的除南诏王外的彝族历史上职务最高、统治区域最大、权力最大，最有名的彝人。罗大英非常崇拜和尊敬龙云。 罗大英了解到当时的龙云在蒋介石的压制下要求进步倾向共产党，并与共产党有联系。这给罗大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罗大英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基础。
第三是对国民党长期执行大民族主义压迫彝族不满，这也是起义的思想基础。
罗大英一方面是国民党以彝治彝的民族压迫的执行者，另一方面又是民族压迫的受害者。罗大英跟随国民党二十余年，亲身经历和目睹国民党执行大民族主义和以彝治彝的政策给彝族造成的深重灾难。
罗大英是非常热爱自己的民族，他不忍心看到自己民族受到蹂躏。但是，因为自己从年轻政治上还不很成熟时，就陷入国民党以彝治彝民族压迫的战车，而不能自拨。但自从接触共产党后，罗大英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使自己的民族不再受压迫，只有起义把枪口对准国民党才能为自己的民族做点贡献。
起义的准备
1950年3月罗正洪随解放军向西昌进军。在宁南解放前夕，罗正洪专门写了封信，派战士鲁子全将信送到西昌交给罗大英。这封信的内容谈到了云南解放的情况和解放西昌的大好形势，叫罗大英做好有关的具体工作，迅速起义，迎接西昌解放。
接到信之前，罗大英对起义之事只是在思想做了酝酿和准备，还没在组织上和行动上做充分准备。1950年3月初，在收到鲁子全和冯雨彬带来的罗正洪的信的当天晚上，父亲罗大英和我与鲁子全、冯雨彬一起，根据来信研究了起义的具体事项。在讨论时，鲁子全提出要父亲带队到西昌配合解放军攻西昌。父亲沉思片刻后说：下山打，不如在山上打，因为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都是穿军装的汉族军队，到西昌打，我们分不清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不好打。解放军攻西昌，国民党抵挡不住时，肯定跑上山来，那时，我就集中力量把它消灭在山上，让它有来无回。首先我表示同意父亲的意见。接着冯雨彬和鲁子全也表示同意，就这样定了下来。
研究决定后，在鸡叫前送走要去越西找王济民、潘学源的鲁子全和冯雨彬后，父亲和我又继续研究并决定了具体布置。
这次四人会议是具体策划和部署起义的重要会议，会后又秘密进行了多方面的具体准备工作，只等时机一到就可以立即行动了。
自投罗网
24军起义后，西昌警备司令部贺国光出任设在西昌的西康省政府主席。西昌警备司令部升为警备总司令部，下设10个分区司令部。原西昌警备司令部特务团(后称警备团)扩编为警备师，团长邱纯川升为师长。警备师是贺国光的主要力量，长期驻守西昌。
1950年3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金沙江解放宁南和会理的消息传到西昌后，驻西昌的国民党军队如惊弓之鸟，四处逃窜，3月26日邱纯川带其部队逃往西昌北面，进入罗大英的势力范围，罗大英亲自把他接到下属彝务团长罗洪泽哈住的依呷洛村，准备歼灭之。
与此同时，西南边务委员会主任，贵州省彝族土司杨砥中带领边干班，以宋氏(具体名字记不清了)为院长的陆军106医院全体人员，国民党军统特务少将处长黄逸公一伙、原四川都督尹昌衡一行等数百人也逃到罗大英的居住地立脚村。
诱鳖入瓮
1949年空运到西昌的国府警卫团，是一支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它是胡宗南的基本力量。胡宗南到西昌后，把一部分从四川败退来的残兵败将补充进国府警卫团，扩编为新编陆军第一师，团长朱光祖升任师长，驻扎在西昌。1950年3月云南起义部队龙纯曾派部队配合金江支队进攻宁南县城，胡宗南派朱光祖率部前往宁南抵抗。
靖边司令部上校参谋长兼新兵大队队长邓海泉1950年1月被派往宁南县任宁南警备分区司令。我当时公开身份是新兵大队1中队3分队队长，因邓海泉是我父亲的朋友，他既喜欢我也信任我，所以1中队调往德昌时，把我带的分队和我留下，并随他到宁南驻扎，实际上我带的分队成了邓海泉的警卫排。
1950年1月罗正洪护送从监狱中劫出的彝族上层去云南解放区后，因为国民党定有联坐法，家里怕牵连我，2月中旬叫我借故从宁南请假回来，在家里住了1个月，因靖边司令部催促我尽快返回宁南，于是 3月中旬我从家出发去宁南。3月23日上午到达宁南。
3月23日晚，国民党驻守宁南的部队抵挡不住解放军的进攻，向西昌方向败退，在途中，我一直跟随邓海泉。
朱光祖的新编陆军第一师是要去昭觉的，在路经拖木沟时，派一个营为后卫队，并命令后卫队边抵抗边向昭觉撤退。
朱光祖和邓海泉退到普格与西昌交界的大箐梁子时拿出地图用电筒照着看去昭觉的路线。我怕去昭觉，这样我们就失去了活捉和歼灭敌人的条件。正在这时，邓海泉叫我一起看地图，找条去昭觉的近便道路。我一看地图发现从喜德县米市去昭觉，比从烂坝去昭觉近得多。于是趁机提出从米市走近路，还可以在我家乡红莫休整给养。朱光祖对可以休整和补充给养特别感兴趣，问了邓海泉和我一些情况后就表示同意了。
他们表示同意后，我立即秘密派人连夜送信给父亲，告诉父亲我领着陆军第一师来了，赶快作好战斗准备。
我们当向导，领着朱光祖和邓海泉的部队，经大兴北山向我家乡红莫前进，把新编陆军第一师这一鳖诱进了我父亲罗大英为他设好的瓮中。
我们离开大箐梁子后，朱光祖与他的后卫营失去了联系，后卫营仍按向命令向昭觉撤退。在燕麦地住了一夜，第二天向昭觉进发。在解放沟被马格尔歼灭。
隔山分驻
离开大箐梁子后， 走了一天一夜，3月27日下午到达今喜德县热科依达乡依呷洛村对门的巴久各俄山上。在巴久各俄山上看见依呷洛村，有不少部队(是邱纯川的部队)，依呷洛村的部队也看见巴久各俄山有部队出现，因为双方都不知道对方是什么部队，于是紧张起来。经吹号联系才知道是自己人。于是，朱光祖和邓海泉的部队停下来休息，准备找宿营地。
父亲这时随邱纯川的部队住在依呷洛村，看见巴久洛俄山上的部队便知道(因已收到我派人送去的信)我诱来的朱光祖的部队来了，就带上一些精干人员与邱纯川一起来迎接朱光祖等。他们互相问候热情攀谈一阵后，父亲我们把他们一起带到与依呷洛村隔一条小山梁的扎都村住下。安置好后，我趁他们正在做饭、休息时，到父亲住房与父亲和哥哥罗家正研究如何歼灭国民党军队。
当晚父亲和我们研究决定了四件事：一是把朱光祖的部队带到罗家正住的则呷村，与邱纯川的部队隔山分隔开来，以便各个击破并歼灭之。二是按先前的分工，立即下达命令，各就各位，抓紧作好战斗准备。三是决定第二天下午动手歼灭敌人。四是，决定以擒贼先擒王的办法，把朱光祖和邱纯川等抓起来，然后逼他们下令全军缴械投降。具体办法是：我们已知道胡宗南飞离西昌时指令朱光祖归参谋长罗列直接指挥。但朱与罗没有联系上，邱纯川也与他的上级失去联系。我们就借朱、邱等急于找到罗列等上级的心情，谎称罗列和宁属靖边司令部司令孙子汶都已退到了我们家立脚村，我们一起到立脚见罗列和孙子汶商量对付共产党的办法，然后把他们骗到立脚村我们家牢固的砖房里抓起来，逼他们下令其下全部缴械投降。
研究好后，父亲和我们就到朱光祖和邱纯川(他们没有回依呷洛村驻地，而同朱同住)的住房佯装找他俩商量。但邱、朱二人万万没想到鼎鼎有名的黑彝头人、少将彝务指挥官罗大英与共产党有联系，而且还要歼灭他们。当我们提出来后，他俩就同意了。
3月26日早上派到西昌找罗正洪联系的头人沙马布惹带着罗正洪的信回来了。信的大意是见到沙马布惹后，他把情况向从云南与他们一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44师131团团长和政委汇报了。团长指示：要量力而行，干得了就干，干不了就不要干，但要注意拖住，决不能让敌人跑了。
我们的具体分工是，父亲负责全面指挥，并负责抓朱、邱等。罗家正和我负责歼灭住则呷村的朱的部队，彝务团长罗洪泽哈负责歼灭住依呷洛村的邱纯川的部队，彝务团长罗洪阿租木基负责监视邓海泉部(邓不想去离西昌太远的地方，他没有多少人马)并负责阻击歼灭退往西昌的敌人。罗正明(我叔叔)和罗家齐(我弟弟)负责包围住立脚村的敌人。当即连夜派人送出命令作了布置。
我们以调集兵力与国民党军队共同抗击共产党为名，公开调集人马。从3月27 日晚到3月28日中午调集了近千人的兵力集中于则呷、立脚、依呷洛三个村和依金拉达(今西河乡境内，属彝务团长罗洪阿租木基的管辖地)。
3月28日早饭后，按头天晚上的决定朱光祖、邱纯川带着副师长、团长和精兵共 29名同父亲从立脚村出发，王副团长带着新编陆军第一师同罗家正我们(我带的新兵大队一中队三分队兵全是经过挑选的我们家的百姓，所以我把他们全都带上了)向则呷村出发，名为去则呷村休息待命。邱纯川的部队原地待命。一切都在按我们的安排 中顺利进行，把整个败退上山来的国民党军队分散隔山安置下来，为各个击破歼灭敌人作好了准备。
起义经过
作好了一切准备后，3月28日下午正式公开向敌人宣战，并宣布起义开始。现将整个起义即战斗经过简述如下：
一、四个战场
把朱、邱等的部队隔山安置在四个地方，设四个战场，四个战场采用四种办法消灭敌人。
二、徒手擒敌
父亲和我们各自领着去不同目的地的朱、邱的部队从扎都村出发。父亲带着经过挑选的精壮战士57名带着朱祖光、邱纯川等29人在去立脚村的路上，途中罗大英考虑，到了立脚村，不见罗列和孙子汶等时，就会露出马脚。这样一来朱邱他们肯定会开枪，我们必定要吃亏。于是决定改变主意，把朱、邱带到途中半山的沙马村，准备就地抓起来。并立即派人通知我马上带人到马沙村去。我接到通知时，一方面正在与哥哥研究消灭陆军第一师的办法。一方面在应付朱光祖的部队，没能立即脱身。同时也没想到父亲会临时改变计划在马沙村行动。所以在下午三点钟才脱身带着一些精干的小伙子，背着朱的部队奔向马沙村。马沙村是一个只有六、七户人家的小山村，离朱的部队和邱的部队驻地都隔着山，约有十五、六里地。当我们到离村不远的地方时，听到了密集的枪声，到村附近时，枪声停了。只见阿克头人，战斗英雄阿克木呷在林边高声大英、大英的喊我父亲。跑到他身边一问才知道，父亲把朱、邱等带到马沙村准备行动便借口肚子饿了吃了饭再走。于是为了麻痹敌人把我们的枪都挂在屋檐下，然后一边杀猪宰羊一边等我带人去。等到饭熟肉粑时，我还没来，再无借口，只好开饭了。朱、邱等人在屋里吃饭时父亲借故出门，准备行动。这时敌人可能察觉有问题而有所防备了。当我们的士兵开始行动时，一名叫魔色摩惹的人没能把要他抓的敌人抓住，这敌人便开枪打死了我们的人，于是其他的人慌了手脚并开枪射击。我们当场就死了12人，伤数人。我们的枪是挂在屋檐下的，只有父亲的警卫曲木摩吉拿着枪，当一名敌人正用冲锋枪向我父亲开抢时，被曲木摩吉击毙，父亲才得以脱身。
这场徒手擒敌的战斗共打死敌人二人。其余的由朱、邱带领逃回了依呷洛村邱纯川的驻地。
三、乘胜追击
朱、邱等人逃到依呷洛村后，命令邱纯川的部队见人就开枪。幸好我们早已做好了战斗准备。罗洪泽哈团长立即带领部队还击，当场打死警备师师长邱纯川等多人。我们也牺牲了罗洪吉克莫等不少人， 朱光祖带着他的警卫人员和警备师向西昌方向逃窜。罗洪泽哈和罗洪阿祖木基二位团长带着人马乘胜追击，一直追到现西昌的四合乡。一路又消灭俘虏了不少敌人。只有朱光祖等极少数人逃入西昌郊外汉区。
四、瓮中捉鳖
我们从马沙村战场回到则呷村后，把马沙村的情况告诉了罗家正。根据马沙村的教训，我们分析白天硬打不行，因为陆军第一师人多，战斗力强，我们要付出很大的牺牲才拿得下来，只有智取。于是，白天我们密秘布置大的包围圈，任敌人自由自在， 同时慢慢地杀猪、煮饭，有意拖到天黑，使敌人饿肚子，好在天黑后，让敌人集中到罗家正家院墙内大院坝里吃饭。然后趁他们吃饭时消灭之。天黑时我们逐渐缩小包围圈，敌人已成瓮中之鳖。
28日晚9时许，院内的妇女、小孩及端肉送饭人员全部退出院内。当敌人正在狼吞虎咽时，埋伏在院内的阿鲁拉诗放了一枪为信号，瞬即外面的机枪、步枪、手榴弹一起居高临下射向院内，由于事发突然，敌人虽也还击。但多数是无目标乱射击。一时枪声震天。约半小时后，我伸出屋顶向敌人大喊：缴枪不杀！缴枪不杀！ 这时有人把枪丢上屋顶来。又过了半小时逐渐没有枪声了！整个战斗不过一小时，除少数敌人逃脱外，全部歼灭。共打死八十六人，伤数十人，俘虏约五百人。我们只牺牲了1 人，轻伤2人，战斗顺利结束。
3月29日早上，我们把俘虏集中起来。 造好花名册，派人押送至西昌，经罗正洪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
五、政治瓦解
3月28日午夜第一、二、三战场的战斗胜利结束。罗家正留在则呷村，清理缴获的武器等，准备送西昌交给解放军。父亲和我们则带部分队伍去立脚村，解决已被罗正明、罗家齐包围在立脚村的敌人。立脚村驻的是106陆军野战医院、西南边务委员会及其边干班、特务少将处长黄逸公、原四川都督尹昌衡等国民党军政人员约近300人 我们没有对他们采取武力解决，而是开展政治攻势，用政治瓦解之。其原因有三：一是西南边民委员会主任杨砥中是父亲的好友，他带的边干班学员都是本地彝族知识青年，我们不愿伤害他们，动武必然要死伤一些人。二是这批人大多是文职人员，没有多大的战斗力，可以政治解决。三是我们分析包围起来做工作，可以不费一枪一弹解决问题。
当父亲我们到立脚村找杨砥中谈话后，他果然同意交枪并说服106医院全体人员也交了枪。边干班的就地解散、各自回家。 黄逸公等特务及106医院人员由我带人押送西昌。杨砥中和尹昌衡有顾虑，不敢到西昌，暂时留住立脚村我家里。几天后，罗正洪去把杨砥中动员到西昌与解放军见面后 送回贵州原籍，以后在贵州参加了工作。尹昌衡及其一家是由解放军去接到西昌后送出去的。
六、战果辉煌
马沙村、依呷洛村、则呷村和立脚村四个战场经过两天的激烈战斗，胜利结束，战果辉煌。共击毙西昌警备总司令部警备师师长邱纯川及陆军第一师团长田一平等近百人。俘虏少将特务处长黄逸公等近干人，缴获各种武器一千余件，电台一部，马数十匹。俘虏、缴获的枪械、电台全部造册登记，于 1950年4月1日送到西昌，4月2日交中国 人民解放军184师。至此，整个起义胜利结束。
记功嘉奖
罗大英起义为西昌战役的胜利和凉山的解放作出了贡献，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宁属各族各界的称赞。1950年4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184师师长林彬、政委梁文英等热情接见罗大英、罗正洪、罗家正和我并合影留念。几天后，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昌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名誉给罗大英记功，奖给锦旗一面和骡马12匹。由184师政委 西昌管制委员会主任梁文英和师长、军管会副主任林彬主持了记功授旗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给罗大英颁发了《起义证书》，证书号为143号。
委以重任
1950年4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昌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罗大英被委任为委员。以后，罗大英历任西昌县副县长，西昌专署副专员，1950年到1955年，罗大英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西康省分会副主席，1956年到1968年任全国政协第二届特邀委员、第三届、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57年3月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了发言。
一九五〇年十月，罗大英先生被任命为西昌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一九五七年初又升任西昌专员公署副专员。在剿匪肃特、平息叛乱和长期的革命工作中，罗大英先生又做了许多工作，受到了政府的重用和人民的尊重。“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罗大英先生受到残酷的冲击和迫害，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日在马坪坝“西昌地区和西昌县干部学习班”学习期间不幸逝世，终年六十五岁。
1979年7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出具了罗大英起义人员证明书，凉山州委州政府为罗大英举行了追悼会。
罗大英顺应时代潮流，抓住有利战机决然起义，一举歼灭国民党新编陆军第一师和西昌警备司令部警备师等残部。这要归功于党的领导和有关同志的努力，更主要的还是罗大英本人平时倾向进步，接受先进思想，有胆有识敢于牺牲，关键时刻拿起武器和敌人战斗，为西昌解放作出了不凡贡献。(文：罗家修)
作者简介：罗家修，彝族，生于1926年，彝名罗洪阿谦，全名罗洪大英阿谦(父子联名)。
1949年毕业于黄埔军校22期步兵科。解放后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军政干部班。
1950年参加工作，历任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彝文教师、普雄县副县长、四川省民族出版社彝文编译室副主任、凉山州劳动局副局长、凉山州语委副主任、美姑县语委副主任、美姑县副县长等职。1986年退休。
长期从事民族学、语言学、文学、天文学研究，对彝族语言文字和天文历法有很深的研究，是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会理事、中国民族学会、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会员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四川分会会员。
编著《2001——2100百年彝历》《凉山彝族谱系》《玛牧特依》等，1999年荣获了“四川省跨世纪杰出老人荣誉称号”。《晚霞报》1990年8月14日发表题为《他为彝族研究呕心沥血》的文章介绍罗家修的事迹。《黄埔》杂志曾以《不用扬鞭自奋蹄》为题刊登文章介绍罗家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