锣鼓铿锵启幕，水袖翩跹入画。8月26日，成都高新中演大剧院内灯火辉煌、座无虚席，一曲婉转蜀声、一袭讲究身段，一亮相便攥紧观众心神，川剧《榕荫记》在这里上演。

　　该剧由潘乃奇、孟立敬编剧，杜林总导演，戴梀、曾晓峰执导，乐山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与犍为县川剧团联合演出，以清乾隆年间犍为县李拔的传奇故事为蓝本，生动地展现了李拔在多地任职期间，勤政务实、仁民爱物、清廉刚正的为官之道。

　　这部作品循着四川犍为籍官员李拔在福建福宁府(今宁德市霞浦县一带)、福州府的任职轨迹，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信念熔铸于巴风蜀韵，以川剧为载体，讲述“川人在异地践行川魂”的传奇——既是一场让历史人物走出福建地方志的诚意创作，更是一次川剧跨地域叙事、迸发新生命力的大胆探索，让“榕荫精神”在蜀韵与闽风的交融中照见当代，也让“以‘四川话’讲好‘中国故事’、以‘川人风骨’展现‘中国情怀’”的理念落地生根。

　　一、舞台时空“破界”：重述福建烟火里的历史叙事

　　《榕荫记》的新意，首在导演对舞台时空的灵动重构——它跳出传统川剧“一桌二椅”的固定框架，以“角色内外交织”的巧思，让李拔“赴闽为官、深耕治理”的人生轨迹告别说书式的平铺直叙。剧中精心加入了八位“志书”串场，时而从剧情里“走出来”，以角色身份作舞台化报幕，一句“且看李公赴任福宁，如何解民忧”便将观众拉入清乾隆年间的福建治理现场；时而又“走进去”化身福建挑夫、沿海渔民，用肢体铺展闽地民生图景，多了几分与观众的默契互动，也让历史叙事有了呼吸感。

　　有一场4位官员围坐打麻将的戏，易被误解为四川麻将场景，实则是主创团队深入福建采风后的精准还原：据采风史料考证，明代福建便已有麻将流行，至清代更是普及市井，成为闽地生活的鲜活符号。演员指尖的虚点、身形的流转，与福建茶馆的闲适氛围相映，墨色背景中透出的烟火气，既保留了川剧的诙谐底色，又精准复刻了福建民间的生活质感，让年轻观众在会心一笑间，触摸到清代闽地的市井温度。

　　二、写意与写实交织：川闽风物里的精神共鸣

　　《榕荫记》最动人的，是川剧写意美学与福建地域质感的深度碰撞——导演深谙“无实物表演”的精髓，以动态背景水墨画为叙事添翼，而川闽两地的风物联结，则让这份碰撞多了层跨越地域的深意。

　　男配角“何寻”塑造的反面形象尤为亮眼：骑马颠簸追随李拔赴任的段落，仅凭腰腹的起伏、腿部的屈伸与马鞭的虚挥，便将山路崎岖、为官奔波的艰辛具象化，而这背后，藏着角色初时心怀百姓的赤诚底色；画中山石的皴擦、云雾的淡抹，恰与每一个急切的步态相衬，让“视民事为己事”的焦灼从笔墨与身形间一同透出来，而这份焦灼并未始终延续，后来因种种现实磋磨，何寻的思想逐渐跑偏，初心慢慢褪色，从曾经的忧民奔波者，沦为懒政、庸政的懈怠者，与始终坚守使命的李拔形成了鲜明对比，也让这段骑马赴任的写意场景，成为映照角色初心得失的关键。?

　　当乡亲们手持竹竿、陶碗演绎福建沿海“飘海讨生活”时，我们仿佛到达霞浦海岸感受到它的浪涛翻涌，墨色浓淡间是翻滚的波峰与呜咽的风，弯腰弓背的步态、愁苦的神情，再配上“半年海上漂，半年陆地跑”的念白，瞬间勾勒出清代福建沿海百姓的贫苦图景——这些创意，让“演员写意表演”“水墨动态叙事”与“川闽风物”三者共振，既还原了李拔在福建的工作生活，更让“榕荫精神”有了具象的风物依托。

　　剧中李拔教百姓耕种的段落，藏着一段真实的“跨地域贡献”：演员唱腔转柔时，手中虽无实物，却通过细腻身段传递出“教闽人种川粮”的耐心——历史上，李拔确是从四川犍为老家带了玉米(苞谷)种子，引种至福建福宁、福州两地，解决了当地百姓温饱问题。背景水墨画与演员的手势相衬，让“视民事为己事”的温情从笔墨与身形间一同透出来。

　　更妙的是“茉莉花与榕树”的双向呼应：剧中暗线提及李拔任满离闽时，将福建福州的茉莉花带回四川犍为，如今两地仍能寻到这份“文化信物”的痕迹；而背景里的榕树意象更具深意——福州素称“榕城”，榕树枝叶遮天蔽日，既暗合福建地域特征，又与李拔老家犍为、犍为李拔纪念馆外的巨大榕树形成跨时空呼应。值得一提的是，剧中诸多细节均源自福建福安市霞浦县李拔研究会提供的史料——作为李拔当年任职福宁府的核心区域，霞浦县留存的方志、民间传说，为剧本的历史真实性奠定了基础，也让这部川剧成为连接四川犍为与福建霞浦的文化纽带。

　　三、李拔形象：川人风骨在闽地的鲜活落地

　　《榕荫记》中李拔的形象塑造，是“川人用川剧讲川人在异地践行川魂”的典范。乐山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与犍为县川剧团演员以深厚的“唱念做打”功底，将这位“川籍循吏”的人格品质立得鲜活立体——他的担当、温情，既是四川人敢闯敢为、重情重义的底色，更在福建的土地上落地生根，成为异地为官的标杆。

　　在李拔自掏200两银票在福建修渠时，水袖一甩的果决里，藏着“不等朝廷拨款、先解闽民之急”的魄力；教福建百姓种玉米、树桑植棉时，唱腔里的耐心满是“视闽地百姓如家人”的温情；面对“忠孝难两全”(远在四川的亲人与福建的百姓)的悲痛时，高腔骤歇的哽咽里，又透着普通人的无奈与官员的坚守。生旦净末丑悉数登场的阵容，更让巴蜀戏曲的行当魅力与福建地域特色相融：饰演福建乡亲的演员用特有的吆喝，把李拔自掏腰包修渠时众人的为难状态演得有趣又真切；一句贴合反派市侩气质的“糟老头子坏得很”的台词，带着的鲜活劲儿，让历史故事少了距离感，多了烟火气。

　　舞台场景转换摒弃繁复实景，借多媒体呈现榕树生长、江河治理等场景，光影搭配榕树绿纱幔，实现福建官署、闽地、海岸的无缝衔接，用贴近当下的视觉语言拉近与年轻观众的距离，让老戏迷品得到熟悉的蜀韵，新观众触得到闽地的新意，更让川人异地为官的故事有了跨越地域的感染力。

　　《榕荫记》的生命力，在于精准拿捏川剧守正与创新的平衡——既扎根川剧根脉，以婉转高腔、水袖身段等延续“蜀声”韵味与写意美学，又吸纳福建地域元素与现代艺术手法，让“川剧讲闽事”自然动人。该剧以“榕荫精神”为核，将李拔在闽“造福一方”的事迹与新时代担当相呼应，借巴蜀戏曲传递传统“民本思想”，连缀起乐山犍为与福建霞浦的历史记忆，更让玉米、茉莉花成为文化交流互鉴的注脚。它的成功印证了川剧的生命力从不局限于地域，而是以巴蜀艺术为桥连接广阔中国故事：让榕树荫蔽跨川闽，让川剧新声传扬巴蜀民魂与国人共通的担当、温情，也让文艺川军在守正创新中，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注入跨地域融合的新动能。(作者系四川省美术家协会活动组织部副研究馆员邬丹)